他的镜头记录了公园里的每个中国人

前段时间，我去郎园看纪录片，遇见了纪录片导演J. P. Sniadecki。

J. P. Sniadecki是一位人类学家，在哈佛攻读人类学媒体博士期间，他曾拍摄过四部中国题材的纪录片。不过，这次我们没有聊他如何“用中国吃饭”，而是聊了聊他拍的《人民公园》。

《人民公园》片头截图

《人民公园》，全长78分钟，一气呵成的单镜头。这个长镜头，J. P. Sniadeck和张莫一共拍了23次，一条路两人就走了19次。好几周里，张莫坐在轮椅上抱着摄像机，J. P. Sniadeck在后面推着她，两人一次又一次穿梭于成都的人民公园。

观看这部影片，你会感受到这种“穿梭”。它的镜头高度刚好是一个孩子的视线，他们想给镜头一种好奇，又不断发现惊喜的感觉。更有意思的是，你从影片中感受不到岁月的流逝，除了中间出现的翻盖手机，它和我们现在去逛公园看到的画面基本无差。

在中国，每一座城市都有人民公园，那是一个时代留下的烙印，也承载着一代人的青春记忆。我很好奇J. P. Sniadecki 为什么会想拍这样一部片子，同时也很想解读那个有趣的说法——流动的“清明上河图”。

流动的《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是北宋的风俗画，张择端以长卷形式记录了汴京城近郊的市井生活，极具考史价值。

因其知名度和辨识度，《清明上河图》从一幅画的名称变化成为形容词。清代满族人震钧曾作比：“地近河堧，了无市聒。春波泻绿，堧土铺红。百戏竞陈，大隄入曲。衣香人影，摇颺春风，凡三里余。余与续耻菴游此，輙叹曰：’一幅活《清明上河图》也。“

到了现代，《清明上河图》又成了全景式、纪实式作品的形容词。从这个角度看，导演J. P. Sniadeck和张莫所拍的《人民公园》确实可归入这一类型的作品。

长镜头

长达78分钟的长镜头，类似《清明上河图》的长卷，我们如借机器之眼翻看画卷般，可以看清片中每一个人的脸，每一件衣服或者树上的叶子，仿佛实实在在地逛了一次成都的人民公园。

影片中的小女孩

这就是导演所希望的，让观众抛掉所谓的明确意义，很单纯地去看影片呈现的公园。J. P. Sniadeck的家乡，公园不是很多，他去公园要么是有音乐会，不然就是和朋友喝酒。但在中国，跑步、锻炼身体的人很多，特别是退休的人，会有各种各样的公园活动。

2012年，J. P. Sniadeck和张莫来到成都，两人被公园里放松的生活景象吸引，拍下了这部纪录片。在中国生活过的他们认为，中国的街头生活与公共活动非常有特色，而《人民公园》试图分享这种经验，用电影的方式去阐释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茶水瓶

《清明上河图》主要表现劳动者和小市民，《人民公园》记录的也是普通市民和小商贩。

镜头从树枝树叶开始，移动速度很慢，仿佛时间在凝固，极其考验现代人的耐心。卡拉OK从音响震动而出，树荫下的男男女女，身体紧贴，整齐划一地分开、靠拢、踮脚、伸腿、旋转、绕圈……全片没有一句台词，一切都是自然的流露，镜头下全是日常生活。

镜头随意地跟着人，开始穿梭公园。走过小池塘边提着茶壶的中年人、拿着捕捞网的小女孩，拉着老姐妹的手唠嗑的阿姨、带着红袖套的环卫工人、一堆猫着腰研究别人棋局的大爷。随后，穿过打电话的年轻人、小河里划船的一家三口，来到岸边的茶馆。

沿河边摆满了方桌竹椅，桌上放着茶杯、热水壶。服务人员辗转在不同座位之间，茶客们翘着二郎腿，聊得热火朝天。这是镜头捕捉到的重要元素——茶。

茶，自古以来便深受中国人喜爱，《红楼梦》里用“吃茶”二字，“吃茶”更像一种生活日常，如同吃饭。在中国，最爱“吃茶”的，非成都人莫属，“吃茶”和“打麻将”构成了成都的休闲文化。而《人民公园》里的茶馆，正是成都有名的百年老茶馆——鹤鸣茶馆，成都人喜欢来这里喝一晌午茶，眯起眼消磨时间。成都人在茶馆有多放松，林文询《成都人》一书中言：

环境随意，场地简单，来往之人也就随意。三教九流，会聚一堂，不讲等级，勿须礼仪，大家便都很自在：或喝茶聊天，乱摆一气；或读书看报，闭目养神，互不干扰，各得其所。话可以随便说，水可以尽管添，瓜子皮不妨满地乱吐，想骂娘就大骂其“龟儿子”，岂不快哉！

广场舞

如果说镜头里的“茶”最能代表成都的公园文化，那影片结尾那段霹雳舞可谓点睛之笔，完美诠释中国公园文化的精华——广场舞。但和茶文化不一样的是，广场舞其实是舶来品，和年轻人喜爱的街舞同宗。

《人民公园》里的斗舞大会

如果说杂耍卖艺、街头相声，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的街头文化代表，那广场舞则是中老年人心中新时代街头文化的代表。广场舞这种中老年人的消遣，在多次因声音过大被投诉上新闻后，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公园文化。时常处于舆论风尖的广场舞也成为学术界的关注对象，华中师范大学的张兆曙教授曾写过一篇论文，他从社会学角度探讨广场舞治理困境的成因。

张兆曙发现，“健身需求作为广场舞最基本的构成要素和最原初的参与动机，反而和广场舞的噪音扰民没有因果关联”。也就 是说，广场舞的意义并不在于满足生理上的健身需求，而在于其满足了一种更深层次的心理需求，即“广场舞大妈 ”的集体人格及其对“共同存在”的渴望，这种渴望在广场舞这种大规模的组织形式带来的宏大感中得到满足。

片尾的“霹雳舞”

他在论文里分析了广场舞的参与人群：从个体层面的职业境遇来看，“广场舞大妈”主要是已经退出或即将退出职业领域的中老年女性，她们共同心理特征有一种失落感；从家庭生活层面来看，“广场舞大妈”主要是代际关系发生分离和夫妻之间的日常期待开始降低的中老年女性，又有家庭关系的变化而产生的孤独感。

但最重要的一点是：从社会层面看，广场舞大妈们的生命历程中普遍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结构性变迁，市场化改革使得这一代人特有的集体人格长期被个体化社会所压制，直到她们步入中老年生活时才得以自由释放。“广场舞”背后是50后、60后这代人面对集体人格与个体化社会之间的反差所产生的深层焦虑。

广场舞已经超越了它的自然属性及其发生主体，成为一种时代的隐喻。他认为，个体化时代的群体性兴奋导致了广场舞噪音的治理困境。因此，抱着“整治噪音扰民”的角度去看待广场舞引发的问题，逻辑上是有问题的。或许控制音量，给中老年提供更多的社区公共空间才是解决之道。

因其对关键文化元素能敏锐捕捉这一特点，豆瓣网友有条短评说 “唯独缺个太民族特色的相亲可惜了”。J. P. Sniadeck接受采访时说，他认为相亲这件事很有意思，成都的人民公园里也有“相亲”，但这些父母们不是特别友好，所以他和张莫没有去打扰。

当观察者进入社群后，“奇怪”的不再是社群，而是观察者。“画卷”外的公共园林

回到宋代的《清明上河图》，还有一个有趣的发现：“公园”作为一个表示公共园林的概念，最早出现的时间正是宋代。

研究中国园林史的重庆大学毛华松先生曾论证过宋代郡圃的开放性与公共性：或定期向公众开放，或完全开放。而更巧的是，宋朝历史的研究学者吴钩用史料佐证，宋代的郡圃中最具娱乐精神的公园，恰好也在成都，并且会定期开放，政府还会在成都西园中举办娱乐活动。据庄绰《鸡肋编》记载：

“成都自上元至四月十八日，游赏几无虚辰。使宅后圃名‘西园’，春时纵人行乐。初开园日，酒坊两户各求优人之善者，较艺于府会。以骰子置于合子中撼之，视数多者得先，谓之‘撼雷’。自旦至暮，唯杂戏一色，坐于演武场，环庭皆府宅看棚。棚外始作高凳，庶民男左女右，立于其上如山。每浑一笑，须筵中哄堂众庶皆噱者，始以青红小旗各插于塾上为记。至晚，较旗多者为胜。若上下不同笑者，不以为数也。”

但到了现在，成长于互联网时代的我们，有着极强的边界感，生活状态已经趋于“原子化”。因此，提及公园基本是说中老年人的生活方式，他们才是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最匹配公园慢节奏的一群人，在公园早起锻炼、午间散步、晚饭后跳广场舞。

对年轻人来说，父辈们年轻时新潮的“逛公园”早已是过时的生活方式，我们步入老年后也不太可能回归“广场舞”这种集体化活动。正因为如此，《人民公园》与《清明上河图》又多了一个比对维度，或许在公园文化已消失的未来，它能成为一段历史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