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生子女政策不等于计划生育国策

作者：全国政协委员 俞金尧

我与大多数人一样，关注计划生育的国策和政策。

2008年，我担任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两会前就有人希望我提交有关废除独生子女政策的提案。我对计划生育的国策和政策的态度是十分审慎的，在与我所认识的国内外人口学家探讨这个政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同时，我也努力用我的人口史知识去理解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经过研究，我确信独生子女政策到了该改变的时候，因为我所了解到的多份人口调查数据表明，不仅众所周知的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和性别比例失调问题已十分突出，而且人口更替水平低得超过了预想，这就意味着我国未来的老龄化趋势会比人们已经感受到的更快、更严重。

这样，在认真思考了四年以后，我在2012年的政协全会上提交了3000字的书面发言材料。我在其中判断，“在当前和未来一代人的时间里，我国所面临的人口问题已不仅仅是人口数量问题，人口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主要与人口的结构和质量有关”，提出了“必须尽快废除独生子女政策，普遍准许生育二胎”的意见。

实际上，要求废除独生子女政策早已形成了社会呼声。我的这份建议只是在一片呼声中增加了一个声音，不同的是，这份材料对废除独生子女政策可能引起的这样或那样的担心进行释疑。

我当时感到，要改变独生子女政策，一定要解决存在于一些人头脑中的两个问题：一是允许生育二胎，是否与计划生育政策相矛盾？二是二孩政策，是否与中央提出的稳定低生育水平的要求不相符？

我的回答是：没有。

首先，不能把独生子女政策与计划生育政策画等号。废除独生子女政策，不妨碍我们仍然可以坚持计划生育国策，普遍开放生育二胎，也是计划生育的一个政策选项。应当将一些人从已经习惯了的、把独生子女政策等同于计划生育国策的思维方式中解脱出来。

其次，普遍开放生育二胎与稳定低生育水平的要求没有矛盾。根据一般的看法，人口实行新老更替并保持稳定的规模，生育率应达到2.1的水平。因此，全面放开生育二胎仍可使生育率稳定在较低的水平。

当时有一些人口学者称，六七亿人的人口规模可能是中国适度的人口规模。但我以为，“理想不能替代现实，这个适度规模不能一步到位，倘若依靠独生子女政策一鼓作气地将中国的人口数量控制到六七亿人的规模，那时的人口形势大概比三十多年前刚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时还要可怕，一个国家到处都是老年人，这个民族还能有什么活力可言”？

所以，我呼吁“计划生育的国策应当坚持，但人口政策的重点应该从对人口数量的关注转移到如何改善人口结构、提高人口质量上来。当务之急是彻底废除已经严格执行了三十多年的一对夫妇只准生一个孩子的政策。着眼长远，尽快全面地放开二胎生育。”

这个大会发言材料在会议期间被改为信息上报了，它也是我以后对计划生育问题持续思考的开始。

2013年，在十二届政协一次全会上，我再次提出“关于调整和完善人口政策的建议”，提出“人口政策的重点要从以控制人口数量为主，向着控制人口数量和调节人口结构并重；以及从以控制生育为主，到适当放宽出生和善待年老的独生子女的父母并重的方向转变”的思想。提出在放开二胎的同时要进一步完善独生子女政策，不要因为放开二胎生育而忽视履行一胎生育政策的父母们。在当年网上评出的十大“最靠谱”的提案中，“逐步放开二胎生育政策”位列第十。

在这个提案中，有一个建议当时引起社会关注。我认为，要“大幅度地提高独生子女费，奖励严格执行独生子女政策的父母。在北京，每月给独生子女父母奖励5元‘独生子女费’的政策已实行三十多年无改变，这一奖励现在已无实际意义，反而具有讽刺意味。应重新制定奖励标准”。就是这个5元的“独生子女费”，触及了广大群众的痛处，从而引发了广泛的议论，但有关部门的回复却是官样文章，不置可否。

为什么人口状况已完全不同于三十多年之前，而独生子女政策一直不能改变？一位相关领域的全国政协委员告诉我，是因为没有人敢拍板。

2015年3月，我再次向大会提出“关于启动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的建议”。在这次提案中，我提出了设三年过渡期，到2018年实行全面二胎政策的建议。一是为了保持人口政策的平稳推进，二是要为迎接更多婴儿的出生做一些准备。

对这个提案的答复，从内心讲，我是不满意的。在回复沟通阶段，我感觉到对方还在熟练地跟我打太极，有关部门并没有明确告诉我要实行二孩政策，只是宣称正在考虑完善生育政策。对于这样的回复，我深感无奈。作为一名学者，我只能说，我对计划生育的政策问题已经尽责、尽力了。

此后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中央决定，从2016年1月1日起，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这个决定的出台，既在意料之中，因为二孩政策是民心所向；又在意料之外，因为来得比我设想的要快。

“无论做什么都要尽心尽力。”这句话可以说是俞金尧委员的口头禅。俞金尧委员是一位历史学者，但是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后，他关注最多的却是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很多人疑惑这一点，俞金尧却笑答，“我也是老百姓，也有改善住房的需求，也经历了从想买房到买不起房的过程。与其他人不同的是，我习惯把它放到更宏观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去探究，这也是我的专业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