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不起的三苏文化丨八过南都照古今 一遇方平定平生

应天书院培养出许多治世能人。 张硕 摄

本报全媒体记者 夏远望 刘梦珂

商丘，这座承载着华夏文明厚重记忆的古城，北宋时期曾以应天府“南京”(北宋四京之一，时称“南都”)之名，成为天下文人士子心驰神往的文化高地。千年时光冲刷，北宋朝堂的风云纷争早已消散，应天府的朱楼画栋也化作遗址残垣，唯有一段师生情义、一段文脉渊源，穿越漫长岁月，依旧熠熠生辉。

如今的商丘，烟火寻常，山河无恙。而回溯900多年前的北宋，这片南都沃土，是改写“三苏”(指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命运的拐点，是苏轼半生颠沛的精神原乡，也是苏氏家风与文风成形的关键坐标。

一场相遇，改写“三苏”一生轨迹

9月27日，伴着秋日微风，记者走进商丘应天书院。在历代名人榜上，张方平的名字赫然在列。这位北宋名臣，字安道，号乐全居士，应天府南京(今河南商丘)人，不仅是商丘的骄傲，更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全才”，还是成就“三苏”一门三杰千古美谈的关键伯乐。

嘉祐元年(1056年)，蜀道上车马颠簸，烟雨苍茫。苏洵带着意气风发的苏轼、潜心苦读的苏辙，走出眉山故土，远赴成都求谒名师。彼时的“三苏”，只是无名的布衣文士，空有满腹才情，却无朝堂人脉、无文坛声名，若无人提携，大概率终将埋没乡野、困顿终生。

这场改变宋代文坛格局的相逢，始于张方平的一眼相知。时任益州(今四川成都)知州的张方平，初见苏氏父子文章，便惊为天人，还主动将他们推荐给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不同于世俗文人的虚名攀比、党派倾轧，张方平爱才纯粹、惜才赤诚，一见便以国士相待，结下忘年之交。

彼时朝堂之上，张方平与欧阳修政见相悖、素有嫌隙，二人私交冷淡、朝堂对立，是朝野皆知的事实。可为了不埋没“三苏”的旷世才华，张方平毅然放下私怨，亲笔撰写举荐信，将眉山三杰郑重托付给欧阳修，拜入其门下。

正是这封跨越党派与私怨的举荐信，为“三苏”打开了通往北宋顶级文坛与朝堂的大门。嘉祐二年(1057年)科举，苏轼、苏辙同榜高中，一举名动京华，苏洵也随之声名鹊起。可以说，无南都张方平，便无千古“三苏”。张方平开阔胸襟、经世格局、为公无私的处世之道，深深烙印在年少的苏轼、苏辙心中，成为兄弟二人一生效仿的精神标杆。

一次舍命相救，筑牢东坡一生底色

如果说举荐之恩为“三苏”铺就了仕途坦途，那乌台诗案的舍命相救，便彻底淬炼了苏轼的人格风骨，让他读懂了何为大义、何为坚守、何为士人之责。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因诗文遭小人罗织罪名，深陷乌台诗案，被打入大牢、命悬一线。一时间，朝野噤声，百官畏惧牵连，无人敢为其发声。生死关头，远在南都、早已致仕归隐、远离朝堂纷争的七旬老人张方平，挺身而出。他上疏说苏轼“文学实天下之奇才”，愿“僭越上言，自干鼎钺”(意思是，我冒昧地超越臣子本分向您进言，甘愿亲自承受那斧钺加身的死刑)，也要救苏轼。因种种原因，此奏疏虽未送达神宗，但它的副本已传开。张方平在“乌台诗案”中被罚铜钱三十斤。

由此可见，张方平刚正、坦荡、重义轻利、心怀苍生的品格，同时也深刻影响了苏轼一生的处世格局与人格底色。往后半生，苏轼屡遭贬谪、屡受磨难，却始终不怨天尤人，心怀百姓、坚守本心，身处逆境依旧豁达通透、心怀善意。世人皆赞东坡(苏轼自号东坡居士，因以“东坡”为其别称)旷达，殊不知，这份历经风雨依旧纯粹的风骨，也源自南都恩师的言传身教。

一方水土，沉淀苏氏家风文脉

商丘南都，不仅是苏轼的感恩之地，更是苏氏兄弟患难相守、文脉传承的栖居之地。苏辙一生仕途坎坷，因反对新法遭朝堂排挤，人生跌入低谷之际，又是张方平挺身而出，举荐他出任应天府签判，让苏辙得以在南都安稳栖身、潜心治学、体恤民生。

在商丘任职的近三年里，苏辙不仅处理文书、参与地方政务，还和张方平结下了“谊兼师友”的深厚情谊，两人常纵论古今，政治见解高度契合。同时，苏辙也得以沉心基层，观照烟火民生。他在《自柘城还府马上》写下“柳黄新过雨，麦绿稍铺田”，以清新田园景致暗察民生疾苦、反思新法弊端，尽显文人仁心。弟弟苏辙安居南都，也让漂泊四方的苏轼多了一处心灵归处。

“苏辙在商丘做官，苏轼就经常来看他，一住就好几天甚至半个月。苏轼兄弟二人也经常拜访恩师张方平。”商丘学院人文学院院长李可亭告诉记者，无数次奔赴南都，苏轼与苏辙月夜对坐、把酒言欢、诗词唱和。朝堂风雨再烈，只要南都有弟、有师，苏轼便有底气、有归途、有初心。

正是这段南都相守的岁月，淬炼了苏氏兄弟的手足情深，也沉淀了“三苏”一脉的家风文脉。张方平经世致用的治学理念、心系苍生的为政之道、淡泊坦荡的处世格局，潜移默化影响着苏氏兄弟。不同于朝堂多数文人的空谈义理、趋炎附势，“三苏”一生立足实务、体恤百姓、刚正不阿、知恩图报，这份独树一帜的文人风骨，正是商丘文脉赋予的深刻滋养。

一城文脉，双向成全照见初心

站在隋唐大运河商丘南关码头遗址之上，历史的沧桑与昔日的繁华仿佛在眼前交织。如今，面对这片承载着千年岁月的土地，李可亭向记者感慨道：“千年以前，苏轼正是沿着这条宽阔的通济渠，乘舟往来于商丘。虽然我们现在只能看到沉寂的遗址，但这里曾是苏轼笔下‘麦老樱桃熟’的丰饶之地，更是文人墨客对饮言欢、师徒情深的文化现场。”

据了解，苏轼一生“八过南都”。往返间，是一场场感恩的奔赴，是一段段人格的修行，更是一次次文脉的交融。

元丰八年(1085年)，苏轼登临南都杏山妙峰亭，他提笔写下“孤云抱商丘，芳草连杏山。俯仰尽法界，逍遥寄人寰”。诗句写尽南都山河盛景，更写尽自己历经沧桑后的通透与辽阔。

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再遭贬谪，远赴蛮荒岭南，途经商丘襄邑(今睢县)，大雨阻路、夜宿乾明寺，挥毫写下《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此刻的苏轼，早已不是当年懵懂的蜀地少年，而是历经风雨、心怀天地的文坛宗师。而成就他格局与胸襟的，正是南都恩师的提携、救赎与滋养。

据悉，张方平离世后，苏轼悲痛难抑，专程前来商丘祭奠，并受托整理其文集，以最虔诚的笔墨为恩师立传、为文脉续航。他倾力撰写《张文定公墓志铭》、编纂《乐全先生文集》，并盛赞恩师“庆历以来名臣，为人主所敬，莫如公者”。半生受恩、终生回馈，苏轼用一生践行了知恩图报的君子本心，延续了师徒二人的文脉传承。

古时的商丘，以一方文脉、一位名臣，成全了千古三苏，重塑了宋代文坛格局;彼时的“三苏”，以半生奔赴、满腔赤诚、传世笔墨，回馈南都故土，为商丘镌刻下不朽的文化印记。这是中国文脉史上最动人的双向成全：伯乐成就英才，英才滋养文脉;故土滋养风骨，风骨照亮千年。

如今的商丘，不见妙峰亭的游人熙攘，不见乾明寺的古碑墨香，唯有山河依旧、风月如常。当我们品读苏轼“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旷达，读懂的不仅是他个人的人生通透，更是北宋士大夫的忠义风骨;我们回望三苏一门的千古传奇，看见的不仅是眉山文脉的璀璨，更是商丘南都文脉的厚重绵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