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扇岂止驱炎暑 掌中暗含庙堂谋

编者按：夏日酷暑，古今皆同，除了热还是热，没有空调的古人怎样度过炎热的夏天？从《周礼·天官冢宰·凌人》中周王室设立“凌人”职掌王室冰政开始，统治者便通过制度化设计将冰资源转化为权力符号。《唐六典》即明确规定三品以上官员每日供冰二斤、五品以上一斤，将夏日的清凉体验精准嵌入官僚等级体系。……我们可以看到酷暑下，古人用冰的分配背后是一整套严密的政治编码系统。大河网学术中原邀约专家谈中国古人如何“消暑”，本期一起探索古人纳凉行为中“超越身体舒适、关乎权力秩序与精神境界的隐喻”。

何以销烦暑，端居一院中。

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

热散由心静，凉生为室空。

此时身自得，难更与人同。

距今一千多年前的唐代，诗人白居易于《销暑》一诗中描绘了端坐庭院、心静室空以祛除暑热的场景，其自得其乐的心境跃然纸上。如今，当我们在炎炎夏日中重读这首五言律诗，清风徐来般的意境引人遐思：古人是如何消暑纳凉的？这些传统纳凉行为仅是民俗研究的对象，还是承载着超越身体舒适、关乎权力秩序与精神境界的政治隐喻？

一、资源垄断：“冰权”即政权

除摇扇驱暑外，用冰降温或许是今人较容易想到的古代消暑方式。但是，冰在古代可是稀缺资源，冰的分配背后是一整套严密的政治编码系统。“凌人掌冰正。岁十有二月，令斩冰，三其凌。”（《周礼·天官冢宰·凌人》）从周王室设立“凌人”职掌王室冰政开始，统治者便通过制度化设计将冰资源转化为权力符号。周王室通过“颁冰礼”将冰块赏赐给诸侯重臣，获得赐冰者不仅享受了身体上的凉爽，更意味着进入了核心权力圈层。这种制度设计在唐代达到顶峰，《唐六典》明确规定三品以上官员每日供冰二斤、五品以上一斤，将夏日的清凉体验精准嵌入官僚等级体系。宋朝梅尧臣的诗就印证了冰背后的权力等级秩序，“头颅汗匝无富贵，虽有颁冰论官职。官高职重冰则多，日永冰消难更得”。到了1864年，冰依然是地位的象征。上海工部局与英商福利洋行签订《冰块专营合约》，确立租界冰块供应垄断体系。这套制度将黄浦江冰定义为“洁净的西方资源”，将苏州河冰污名化为“传播霍乱的华人冰”（见《字林西报》1879年7月报道）。果然，“谁控制冰块，谁就掌握夏天的生杀大权”。

统治阶层对自然消暑资源的垄断，并不仅限于冰。睡虎地秦简《厩苑律》记载“皂者（官畜棚）夏月日洒三筵；庶民汲井，冬月日限五瓮，夏月倍之（十瓮）”。官畜降温无量化限制，庶民用水虽夏月倍增但仍受管制，赤裸裸地揭示了降温权的等级属性。

二、空间治理：纳凉空间的管控与争夺

用不成冰降温，能否去河滨湖畔、绿树浓荫等处随意乘凉呢？答案并非肯定。古代纳凉空间的建构与分配，本质上还是权力结构的动态展演。从皇家禁苑到市井槐荫，每一寸避暑之地皆被政治力量重新测绘。

北宋汴梁金明池的“六月开放令”堪称统治者空间治理的范本。《东京梦华录》记载，每年六月，禁苑开闸迎民。御舟巡游，百姓隔水跪观龙袍身影。“内侍以金盘贮冰屑，杂以瓜果，自舟中投于波心。万众竞拾，如蚁聚潭。”宦官将皇室冰窖取出的瓜果掷向人群，百姓争相跪抢。宗教场所也会在暑热时期让渡空间供民众纳凉，如《长安志》引韦述记，慈恩寺、玄都观等“廊庑洞开，暑月容市井者卧憩”；《两京新记》记载“慈恩寺西廊夏开，容市人憩，日收五文”，“荐福寺浮图院地宫，积阴沁骨，虽三伏如秋。长安令署‘申时牌’，许民入避酷暑”。但宗教场所往往将礼教秩序植入消暑实践，敦煌文书《夏安居条记》揭示佛门避暑的政治规训，“比丘集东廊，优婆塞处西庑，女众别院……私相语笑者，罚香油二两”；杭州灵隐寺宋代《暑月规约碑》明令“暑月入山门约：露顶跣足、袒胸赤膊者，不得入”。

古代的平民们只能争夺微末的阴凉之处。韦述《两京新记》中记载，坊丁未时泼水降温，水痕未干处立刻挤满民众。又载，“长安清明渠，每夏雨初霁，桥下石痕犹湿，而丐儿贩竖已争踞其阴。盖取渠气之凉，虽鼎沸市廛不能夺也”。风光秀丽的河滨湖畔多被权贵所私有，贫民们只能到漕运水道石桥下获取一丝清凉。在南宋临安，自然的消暑纳凉资源开始商品化。《梦粱录》记载了当时的“水阁经济”和冷饮文化，“贵戚富家多造采莲船……或于第三桥等处造凉阁出租，游人租赁以避暑”，“暑月添卖雪泡梅花酒……皆用青布伞当街列床凳堆垛冰水”。

三、身体规制：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标准

当今时代，我们常在夜市大排档见到一些裸露上身的男性。在公共场合赤膊，实在是不文明的行为，不值得提倡。但若是在自己家中，倒也不失为一种极具性价比的解暑方式。但在古代，身体的暴露都体现着权力的双重标准。

《世说新语·任诞》记载，魏晋名士刘伶于宅中“脱衣裸形”的放达之举，招致礼法之士“讥之”。市井工匠的赤膊劳作也被《晋令》明确定性为“有伤风化”，违者罚徭役三日（《太平御览》引《晋令》“都邑市井作务者，袒露形体者，罚三日徭。谓污风教也”）。但北齐徐显秀墓出土的“玉女摇扇俑”却展现了侍女持六角竹扇、着低领薄纱襦为袒胸纳凉的北齐贵族摇扇送风的场景。可见，宽衣博带只是贵族的特权。唐代的服饰嬗变也凸显了这种规训机制的弹性。永泰公主墓壁画中宫女身着“半臂”，肩披透明鲛绡。这种胡汉融合的形制突破了“肌肤不露”的礼教铁律，并因属皇室特许的“内廷样式”成为开元盛世的时尚标杆。但同时期的敦煌文书记载：“诸市井庶民，暑月毋得著无袖短衣，衣必过膝。违者，罚布二丈。”——当宫廷“半臂”在长安风靡时，庶民因着无袖短襦被官府责罚。这种双重标准揭示了，在古代，肌肤的暴露与遮蔽由权力阶层的审美需求所定义。

暑热之中，穿着被规训，人们只能通过心理的自我调适，挨过焦躁的夏天。柳宗元《夏昼偶作》中“日午独觉无余声，山童隔竹敲茶臼”的诗境，逐渐被升华为“心静自然凉”的哲学。明代王阳明弟子王艮在《心斋语录》记录道：“先生尝喻：‘躁热似小人之炽，此心澄澈则炎威自戢’。”清代康熙年间理学汇编 《性理大全》收录：“朱子曰：‘人处暑月当思小人之氛难近，惟正心可以却热’。”心性论将生理感受与道德修为绑定，能否忍受酷热与德性高低挂钩，“怀冰在胸”成为士大夫阶层所追求的超然境界。

四、“基层自治”：普通民众的降温智慧

在古代，虽也有给官吏分冰镇绿豆汤（北京图书馆藏《乾隆赈暑图》）、酷暑日于正阳门等九门施舍“暑汤”（清代北京“冰窖衙门”档案）等官方的仁政之举，但普通民众很难全部享受到这类消暑关怀。面对官方治理在基层的缺位，古代民间也展现出惊人的自治智慧。

如利用地形地貌，将自然洞穴变成“空调房”。《太平御览》引《岭表录异》：“岭南岩洞幽深，盛夏尤凉。土人每携粮结侣，旬日栖其中以避暑。”自然洞穴成为古代区域性的公共避暑空间。明代《南都繁会图》所描绘的市镇“茶会”，匠人们于梧桐树下喝茶议价，旁立“公议米价”木牌，既解决暑热困扰，又孕育着基层自治的萌芽。《安亭志》更记载着成化年间的乡约，“凡争产殴伤等讼，先付夏茶会公议。理屈者罚冰梅汤三瓮，与会者共饮，以息纷竞”。以“罚冷饮”替代刑责，既降体温又消火气。清代徽州西递村的《风雨廊碑记》记载：“胡学梓捐银千两……构长廊七楹，跨溪三十丈。暑月储茶千瓮，荫暍者日以百数。”该廊道利用穿堂风原理，使体感温度下降。碑文规定，“商贾捐茶一瓮，农人助薪三日”，将资源贡献转化为“功德货币”，突破了官府赈济的被动性。近代的降温智慧更具技术创新性，1936年7月11日的《申报》刊登题为《酷热下之上海众生相》的专题报道：“闸北棚户区有所谓‘风扇弄堂’者，贫民以竹片扎成巨扇悬于弄口，借风力驱散暑气，状如风车，故得此名。每值盛夏，邻舍群聚其下，赖以稍解炎威。”详细描述了民国时期上海贫民利用简易机械装置（竹制风扇）应对酷暑的智慧。

重新审视古代消暑史会发现，其本质是资源分配的政治史，自然消暑资源、纳凉空间乃至身体感受，均关乎权力和阶级，控制权始终掌握在统治者手中。但民众们的主观能动性是无穷的，无论是将瓜果于深井冷藏（唐·方干《题悬溜岩隐者居》“却用水荷苞绿李，兼将寒井浸甘瓜”），使用竹床（“竹簟”）、竹枕（“竹夫人”）等透气器具，还是“避午歇”、趁暮色集市交易（《南部新书》载长安“鬼市”夜开），抑或已然具备了现代基层议事会元素的“基层自治互助降温”形式，这些朴素的避暑实践都体现了普罗大众的生存智慧和对生存尊严的捍卫。当我们在空调房中喝着冰镇饮料时，或许应该意识到，能否让每个人都能平等地享受清凉，关乎着一个社会的公平正义。

（作者：付奕涵 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州学刊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