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绝望之旅与“理想型人格”

赵孟頫书杜甫《秋兴八首》（局部） 上海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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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一

笔者上大学时就想前往湖南岳阳，不是为了岳阳楼，也不是为了洞庭湖，而是想到平江县的杜甫先生墓前鞠上一躬。四十多年过去，笔者终于来到杜甫的病殁之地，在他的墓前，笔者胸中涌动的情感已经不是当初年轻人的冲动，而是一个有过人生阅历，像杜甫一样经历过盛世的老年人的深思熟虑。笔者的所思微不足道，最想知道的其实是杜甫在人生最后一程的舟行水路之上，怎样审视自己的人生行迹？为此，我们不妨回顾杜甫生活中的几次重要旅行，借以理解他在湘江上的心境与感触。

杜甫在湘江和汨罗江上的这段绝望之旅开始于唐代宗大历五年，即公元770年。这年四月潭州（今长沙市）发生大规模兵变，杜甫带着全家人恰恰栖身于此，他们一直迁延至深秋，方才逃出乱兵盘踞的潭州，乘船沿湘江北行，打算进入洞庭湖后经长江和汉水回到他的祖籍襄阳，最好的结果当然是落叶归根，回到他的出生地巩县（今巩义市）。然而，此刻杜甫已经贫病交集，“五十头白翁，南北逃世难。疏布缠枯骨，奔走苦不暖。”（杜甫《逃难》）这一年，杜甫59岁，“已衰病方入，四海一涂炭。乾坤万里内，莫见容身畔。”他拖着病体，带着家人，困顿舟中，在兵乱遍地的湖南，他有亲友可以投靠么？去年的阳春三月，他前往潭州投奔新任刺史韦之晋，韦刺史却在上任途中殁了，致使他滞留在潭州，结果赶上兵变。为此，他将潭州之行名之曰《南征》：“春岸桃花水，云帆枫树林。偷生长避地，适远更沾襟。老病南征日，君恩望北心。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很显然，在没有知音的潭州，他们全家人的处境很是艰难，而比坐困孤舟更可怕的是，杜甫此时无可投奔之处。

逃出潭州之时，杜甫的小舟上至少载有他们全家七口人，小他12岁的妻子杨氏，两个男孩宗文和宗武，还有一长两幼三个女儿。这一年次子杜宗武17岁，长子最多也不会超过20岁。后世的《竹坡诗话》等记载，杜宗武“善诗”，杜甫本人也对这个次子寄予厚望，曾在他9岁时曰：“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杜甫《宗武生日》）这也就意味着，杜甫如果不能逃出此地，不能找到寄居就食之所，万一他本人“无常”了，他的妻子儿女将会陷入比安史之乱时期更加悲惨的境地。笔者相信，在最后的逃亡之路上，杜甫内心之中的痛苦，说是“忧心如焚”已算言轻了。

笔者站在平江县杜甫墓前，想到杜甫几乎一生都在漂泊，作为个体的人很是辛苦不得意，但他的几次重要旅行，全都像他在湘江上的绝望之旅一样，是成就他“诗圣”之誉的必要条件，也是他写作“诗史”不可缺少的经历。

我们先来看看杜甫在天宝十四载的旅行，当时他要离开西京前往奉先县看望久别的家人。此前杜甫在长安经历了十年卑微的生活，周旋于豪门贵戚之间，希求一个荐举仕进，实现人生理想的机会，然而一无所获。直到五年前他给唐玄宗献上《三大礼赋》，几经波折，方才落得个“从八品下”的小官“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当官的好处是可以借贷或者预支薪俸，于是他终于有能力去探望寄居在奉先县的家人们了。今天从西安到奉新县（即奉先县）之间的距离是68公里，驾车走高速公路一个小时。当年杜甫是步行，而且是农历十一月的寒冷天气，“天衢阴峥嵘，客子中夜发。霜严衣带断，指直不得结。”（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杜甫在诗中的描述，表面上看是唐玄宗“开元天宝盛世”正常的冬季旅行常识，由于杜甫的“理想型人格”和坦荡真切的诗风，此处的兴发感动便有了不同寻常的意味，因为他要“咏怀”。

杜甫的这种“理想型人格”其实就是儒家传统中以家国天下为己任的“君子人格”，他的一生行止和他的全部诗作都可以证明，他是那种近乎纯粹的“忠君爱国者”。“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他那年44岁，刚刚出任微末小官，但他仍然满怀壮志，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像“后稷”那样改善农业耕作，解决民众衣食的贤臣，或是成为像商族之祖“契”那样发明以火纪时历法的能臣。“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乃是杜甫为人为臣的伦理根本，尽管“凌晨过骊山，御榻在嵽嵲……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但他不是那种极端的“理想型人格”，他是诚实地面对现实的知识分子，所以他能够正视现实中近乎残忍的贫富差距，能够正视权力被外戚和边将滥用，因为这些都是他想要匡正和改善的，他贯穿一生的理想是以贤臣的身份“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所以他才能够在如此卑微的困境当中，坦荡真实地“咏怀”。

从亚伯拉罕·马斯洛的人本主义心理学来看，杜甫的“理想型人格”非常接近于他提出的“自我实现者”，即“自我实现者能够接纳自己、他人和自然，具有深刻的同理心和创造力，专注于问题而非自我，具有强烈的道德感和独立判断能力。”（马斯洛《动机与人格》）所以，杜甫会动笔记录下来他所不喜甚至厌恶的怪现象，“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中堂舞神仙，烟雾散玉质。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在这里他采取的是客观坦然的态度，仅仅是以中国诗歌传统中的讽喻方法进行展示，只有当他写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时，方才忍不住发出一声悲慨。然而，生活是残酷的，对于杜甫这种理想型人格的君子，不会仅限于“苦其筋骨，劳其心志”这个等级的试探。他从长安到奉先县可能要步行几天，然后，真正的打击来了。“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作为父亲，作为一家之主，还有比儿子被饿死更强烈的刺激与打击么？这次旅行，或许是杜甫在追求“贤臣理想”的道路上遇到的第一次严厉的“试探”，试探他的忠君爱国之心到底有多么坚定，试探他这个“自我实现者”终究如何自洽。《主祷文》中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马太福音》第6章）然而，“遇见试探”是古今中外每一位君子，或者是每一位“自我实现者”必须经历的折磨，没有例外。

顺便说一句，在杜甫步行前往奉先县的那几天，唐玄宗与爱妃避寒于华清宫，“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白居易《长恨歌》）。也正是在这几天，那位宠妃杨玉环的义子，平卢、范阳、河东三地节度使，赐铁券，封东平郡王的胡将安禄山，已经率领武装到牙齿的庞大军队，发动了大规模叛乱。讽刺的是，“渔阳鼙鼓动地来”的不幸消息，此刻仍在传递途中，既未“惊破霓裳羽衣曲”，也没有干扰到杜甫探亲的行程。

杜甫听闻叛乱的消息应该在一个月之后，他第一时间赶回长安就任，因为他那个小官的全称是“太子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管理着太子属下军队的武器装备。他在长安忙于本职工作，等到贼势暂缓，他择机再赴奉先县，将家人迁往鄜州（陕西鄜县），安置在朋友家里避难。很快，不幸的消息再次传来，杜甫的那位“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的玄宗皇帝已然“巡狩”西蜀，贵妃杨玉环也缢死在马嵬坡，西京长安失陷了。大约到了八月，杜甫终于得知太子李亨（唐肃宗）在灵武继位，尊玄宗为太上皇，改年号为“至德元载”。他原本就是太子的属官，如今太子继位，他前往灵武投奔朝廷乃是为所当为。

像杜甫这种理想型人格的君子，一生之中必定是要不断遇到“试探”的，果然，他在前往灵武投奔朝廷的途中被叛军抓获，押回长安看管。这次“陷贼”遭遇要“试探”杜甫什么？应该就是最简单也最容易被玷污的“忠君爱国之心”吧。

这篇短文主要写杜甫的苦难之旅，他陷贼的经历我们只是简单用王维与他做个对比，不详谈了。也许是因为王维的官位高，诗名大，贼人将他软禁之后，硬生生逼迫他担任安禄山所谓“大燕国”的伪职，也就是王维在唐玄宗的朝廷里担任的重要官职“门下省给事中”，正五品上。王维呑药装病不肯到衙视事，并且作诗一首《菩提寺禁裴迪来相看说逆贼等凝碧池上作音乐供奉人等举声便一时泪下私成口号诵示裴迪》：“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僚何日更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这首诗被裴迪带出长安，一时全国传诵，成为当时的抗贼名篇。也正是因为此诗，在朝廷光复长安之后，王维才能免于治罪，降级任用为正五品下的闲职太子中允。此时已经回朝就任左拾遗的杜甫写了一首五言律诗安慰王维陷贼三年的艰辛：“中允名声久，如今契阔深。共传收庾信，不比得陈琳。一病缘明主，三年独此心。穷愁应有作，试诵白头吟。”（杜甫《奉赠王中允（维）》）

而杜甫在陷贼的这半年里，他是“少陵里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杜甫《哀江头》），望见春花开放，他是“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杜甫《春望》）他得不到朝廷的消息，也得不到家人的消息，看到的反而是“腰下宝玦青珊瑚，可怜王孙泣路隅。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杜甫《哀王孙》）此处多说一句，诗中的王孙们并不是不知道他们佩戴的白玉玦和产自南太平洋或印度洋的绿色“大圆盘珊瑚”饰物有多么贵重，只是，陷落之后的长安粮食稀少，宝物换不来“饼饵”。

到了唐肃宗至德二年，朝廷已经迁至凤翔（今宝鸡市）。四月某日，杜甫从长安城西侧的金光门逃出，终于赶到凤翔，见到天子。笔者认为，在杜甫人生的数次重要旅行中，这一次极其危险。因为他没有“过所”（通行证），路上随时可能被叛军抓捕，也可能遭遇乱兵暴民打劫，所以他只能“间道而行”。今天从西安到宝鸡市凤翔区，走高速路大约183公里，而杜甫在偏僻小路上徒步旅行不知要走多久。为此他有诗记录此行，《述怀一首·此已下自贼中窜归凤翔作》：“去年潼关破，妻子隔绝久。今夏草木长，脱身得西走。”去年他被叛贼掳到长安是九月，如今已经是夏天了，身陷贼巢的大半年里，他到底是几经生死方得逃脱，着实不忍回顾。

我们暂时回到平江县杜甫墓前，墓碑上刻着“唐左拾遗工部员外郎杜文贞之墓”。后人称呼杜甫的时候，常常称之为“杜工部”，指的是杜甫的朋友严武任成都尹和剑南节度使的时候，为53岁的杜甫向朝廷奏请得来的“虚衔”，即“检校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这种虚衔无职无俸，只是名声好听而已。杜甫这一生中真正用心做过的最高官职，也是他最为珍惜的官职只有“左拾遗”。

当杜甫从贼中脱身，来到凤翔的时候，他46岁。“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朝廷愍生还，亲故伤老丑。涕泪授拾遗，流离主恩厚。”在杜甫的诗中，这几句是笔者极为中意的，因为杜甫此刻的形容相貌，必定已经瘦得“脱相”，而且乱离期间，君臣之礼从简，他这才得以破衣烂衫地“面圣”。尽管杜甫原本官小职微，但能脱身来投便是忠心，于是皇上给他升官一级至“从八品上”，最紧要的，也是杜甫最为看重的，是皇上这次让他担任了“言官”。

这段旅行，在杜甫的人生中算得上是“壮举”，他没有留下长篇叙事长诗，必定是此行太过煎熬了，因为他心中惦念着皇上和朝廷，同时还在惦念杳无音信的家人。“柴门虽得去，未忍即开口。寄书问三川，不知家在否。”见到皇上之后，他不忍立即请假探亲，只能写信询问。“自寄一封书，今已十月后，反畏消息来，寸心亦何有。”其实，他身陷长安的时候就曾经托人给家中带过信，如今反而害怕有信回复，因为他听闻的全都是最可怕的传言，“比闻同罹祸，杀戮到鸡狗”。

杜甫到达凤翔大约四个月后，终于得到了回家探亲的机会，至于原因么，便是他的“理想型人格”与左拾遗这个言官。杜甫认为国遭大难，自己此刻责任重大，必须加倍努力工作。“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君诚中兴主，经纬固密勿。”（杜甫《北征》）很显然，杜甫缺乏在朝廷工作的经验，他的高度工作热情与家国天下的责任感，也必定会让他撞入朝政旋涡甚至陷阱，而他一而再，再而三，不休不止的谏言，也会令皇上抵挡不住吧，于是，为了“两全其美”，最好的办法是给他放一段时间的“探亲假”。

杜甫的这段探亲之旅是从凤翔往北前往鄜州（今延安市富县），如果今天我们自驾从宝鸡市凤翔区出发前往延安市富县，途经旬凤高速和包茂高速，全程大约349公里，用时四个多小时。自古至今，这两地之间都没有可以通行的水路，所以杜甫又得徒步旅行，到了邠州（今陕西彬州市），他才向名将李嗣业借了一匹马代步。也正是因为这段长途旅行，才有了他的重要长诗《北征》。

“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潼关百万师，往者散何卒。”这段行程也是杜甫人生中的重要旅行之一，值得认真书写，只是这篇小文已经写得太长了，我们长话短说。杜甫还是幸运的，他找到家人的时候，家人都还活着，“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恸哭松声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见耶背面啼，垢腻脚不袜。”妻儿极度贫困的状况显而易见，杜甫因为激动，也因为积年劳苦，“老夫情怀恶，呕泄卧数日。那无囊中帛，救汝寒凛慄。”杜甫囊无一钱寸帛，归家之后重病一场，这都是常理常情和常识，尽管如此，他心中所思虑的依旧是“至尊尚蒙尘，几日休练卒……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这便是理想型人格的不可救药之处，也是极为珍贵之处，杜甫因为这种人格一生受累，也因为这种人格千古留名。

笔者不想用超拔手法，将临终的杜甫写得多么“出人意表”或是“超凡脱俗”，根本用不着。杜甫就是杜甫，他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都已经记录在他的诗歌里，单凭真诚记录个人史和社会史这一点，世界文学史上无出其右。他被葬在平江县，他的墓碑两侧有左右两个耳室，据说几十年前左耳室曾遭破坏，发现里边有石灯两只，还有用糯米泥敷封的藤球三个，藤球中保存着带有墨迹的绢帛。如果这些残破绢帛能够保存下来，如果上边的墨迹是杜甫的诗稿，今天我们就能够见到杜甫的手书了，其文物价值和书法价值应该与李白的《上阳台帖》相当吧。

（作者系作家、编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