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景营造的学问与挑战

如今，上海作为一个在空间、社会、消费、经济转型方面位居前沿的大都市，打造怎样的场景，能更好地吸引人才、驱动创新、形成独具风格的城市特质，成为颇受热议的话题。

日前，一场为了探求上述问题破解之道的线上研讨会在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召集下展开。学者们分享各自观察与研究心得，并就“网红打卡地能否长红”等都市文化新现象各抒己见。

网红场景热闹一时背后

有无隐忧

一些营造能让所在街区的风景在短期内好看起来，却使所在区域快速布景化，场景本身应有的价值、个性和丰富程度反而被削弱了

近两年来，但凡国内学者论及“场景”二字，往往会提及以特里·克拉克和丹尼尔·西尔为代表的新芝加哥学派。

特里·克拉克是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他自2004年开始聚焦场景研究，从美学和消费维度出发，就世界上一些知名大都市在空间和场所营造方面的做法展开比较研究。丹尼尔·西尔是多伦多大学社会学副教授，因其在社会理论、城市、文化和文化政策方面的理论建树，成为前者场景研究项目的核心参与者。

作为本次线上研讨会的召集人，同济大学社会学系朱伟珏教授请来这两位场景理论研究方面的重要学者，主要有两个目的：介绍场景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希望两位理论研究先行者以多年来的研究积累，为国内方兴未艾的“场景营造热”解疑释惑。在讨论伊始，朱伟珏便率先抛出自己近来关于“场景营造热”的两个困惑。

第一个困惑来自对网红场景打卡热的反思：虚拟空间或者说“网络空间”对场景营造的影响究竟如何？朱伟珏细查“打卡热”后禁不住追问：成为网红场景，一定好吗？网红场景能给其所在街区带来什么？如果网红场景营造带来的只是营销者和打卡者灿若烟花一般的热闹，场景营造的意义和价值到底是什么？

自2002年回国任教后，朱伟珏的视线始终未离开她儿时的居住地南昌路。身为社会学教授，自2014年开始，她先是带着学生到南昌路街区开展田野调查，记录下100多位居民和南昌路的故事；紧接着，便是作为“南昌路热心居民代表”，从2019年开始，打造一年一度的“活力南昌路文化艺术季”。为了能找到文化艺术季恰如其分的“火候”，朱伟珏对发生在上海中心城区的各类场景营造活动都非常关注。

据她观察，现在不少场景营造项目看上去酷炫，也能吸引来人流，且由于这些活动的举办者大都深谙传播的重要性，经过一番打造，要获得一时的流量效应不是太难。很快，一些网红达人闻讯而来，到这些美丽的场景里拍照、推销产品……问题是，在朱伟珏看来，一些推销者只是把场景作为好看的布景而已，对场景本身的特质、故事、文化底蕴反而不甚了解，其推销行为产生的收益似乎也跟街区及其活力没什么关系。

第二个困惑是，与主要靠本地居民及其文化积累开展场景营造不同，如今上海出现了另一种趋势：不仅政府会邀请具有规划、设计能力的专业人士介入社区层面的场景营造，越来越多地产商和资本也介入到这一波“场景营造热”中。其中一些营造能让所在街区的风景在短期内好看起来，却使所在区域快速布景化，出现了过分看重流量经济效应的倾向，场景本身应有的价值、个性和丰富程度反而被削弱了。

在合法性、戏剧性与真实性

之间拿捏分寸

要想让一个街区、一条街道产生活力，需要使相应的活动具有“合法性”“戏剧性”“真实性”三大要素

对于朱教授的困惑，克拉克教授回应道，世界各地的城市和社区正在迅速变化，这些变化中尤其引人注目的一点便是“消费转向”，这与经济驱动的主要方式密切相关。随之，不少过去不怎么显眼的地方，也逐渐被各种各样的舒适物设施与活动占据。这里所说的“舒适物设施与活动”包括餐馆、酒吧、咖啡馆、画廊、公园、学校、博物馆、俱乐部、沙龙，等等。这些设施与活动之所以对人构成吸引力，是因为它们以组合的方式，共同创造出独特的场景，赋予城市生活以意义、体验和情感共鸣。类似“如果忽视了城市的美，很可能会失去人才”“城市恰如其分的美是软实力的体现、归属感的源泉”这样的想法渐成共识。

针对朱伟珏教授提出的两个困惑，克拉克教授表示，思考类似现象时，这些活动能否有助于一个街区实现持久的活力是一个重要的维度。如果用场景理论来思考的话，要想让一个街区、一条街道产生活力，需要使相应的活动具有“合法性”“戏剧性”“真实性”三大要素。

所谓“合法性”，指的是人们要审慎思考，这个街区究竟靠什么而存在？它依靠什么，能够让别人感到它是一个好的街区？有的街道的特色源于建筑。有的街道可能没什么建筑方面的特色，但有人文历史底蕴或者鲜活丰富的本地生活场景，也是其值得被珍视的特质。奠定“合法性”的重要挑战在于处理好历史与当下之间的关系，将历史底蕴与当下生活恰到好处地接续起来。

“戏剧性”是相对于日常性而言的，其背后的实质是创意、趣味与艺术化的表达。有了新意、趣味和艺术化的表达，场景营造更容易吸引人们的关注，并带来沉浸式体验。

“真实性”则是一切活力赖以持续的根基。无论是接续历史与当下，还是通过创新的表达来诠释底蕴，都需要注意避免被人们觉得“不真实”。有了这方面的警醒，戏剧性就不至于过头或者跑偏。一些网红打卡现象之所以热闹一时，与其较好调动了“戏剧性”不无关系，但如果场景营造本身缺乏对街道、街区历史、特质、本地生活的深度关联与挖掘，速朽是其注定的结局。在合法性、戏剧性与真实性之间拿捏好分寸，是塑造街区活力时应取的态度。

场景营造

不应满足于打造网红

一些营造者没有在挖掘当地文化特征、细分市场、满足不同的群体需求方面下功夫。脱离了这些要素，场景很难保持活力与品质

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陶希东研究员也参加了本次讨论。他将场景理论对于中国实践的启示价值给予肯定，认为未来场景营造的推动者都需要深思以下几个关键问题：什么因素导致了场景的发生？这个场景的内部形成机理是什么？这个场景的发展趋势将如何，是否可持续，如何可持续？

在陶希东看来，城市的本质和核心是人和人的发展。尤其当人们解决了温饱问题以后，如今众多城市重视的“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也应该成为场景营造首选的价值核心。

听了大家的分享与讨论，陶希东认为，未来，从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的角度来看，针对场景营造，需要处理好三大关系——

首先，要处理好“场”和“景”的关系。“场”是硬件，“景”更偏重于对软件的打造。在硬件与软件的综合营造中，无论是具体的景还是空间设计，都应重视对历史文化底蕴的理解与挖掘，注意历史文化底蕴与当下社会生活的链接，将文化表达真正嵌入空间的骨架。

其次，要处理好供给和需求的关系，推动场景本身的可持续发展。陶希东发现，现在国内不少城市营造场景的需求旺盛，但不少场景停留在成为网红的阶段便止步不前。随之而来的是，一波流量过后，场景迅速步入衰败，仿佛从城市里消失了一般。

剖析这一现象，陶希东认为，打造者可能在营造伊始就没有重视场景本身的持续化问题，于是也就没有在挖掘当地文化特征、细分市场、满足不同的群体需求方面下一番功夫。脱离了这些要素，场景势必无法保持活力与品质。

再次，要处理好场景的尺度与城市规划、社区治理之间的关系，形成政府、社会、资本的跨界协作、共建共治场景的新局面。陶希东认为，场景的立足点和能级可以不同，有的立足于城市层面，有的立足于城区、街区、社区甚至是居民小区。立足点不同，构建要素自然不同，创建路径不同，功能也可以不同。比如，有的可以推动本地经济的增长，有的可以推动社会社区不同人群的融合，有的可以推动场景所在地生活品质的提升。“无论立足点如何，不同层面的场景打造都要注重本地化和可持续化。不同层面的场景打造对政府的政策也会提出需求，值得专业学者长期深入关注、跟踪研究。”

针对陶希东提出的不同层面的场景营造需求、能级不同的问题，克拉克教授建议，不妨采用多渠道参与的方法：“不能说只有一种方法是正确的，也不能说只用一种方法就能够衡量一处场景的好坏。需要多观察、需要多个参照组，还需要花时间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甚至需要和政策制定者们交流，和他们成为朋友。对于那些做得比较好的城市和案例，研究者要尽可能多地深入了解并收集相关数据，把各种各样的数据融合在一起，分析不同地区、数据之间的关联度。作为为各式各样的人群制定政策的一方，还应当像电影导演一样思考，寻找解决方案。”

克拉克教授强调，“有一千座城市，就会有一千种政策”。上述种种努力叠加在一起，且不放弃年复一年的努力，有助于一个城市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问题解决之道。

无数小微努力积少成多

推动场景不断演进

如今，要把一个新的场景塑造出来很容易实现，难的是不同个体汇聚到一起，将各种小微努力积少成多，共同推进一个真实场景的演进

同济大学邵甬教授长期从事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城市更新等方面的研究，对克拉克教授“不放弃年复一年努力”的观点深以为然。

早年，邵甬赴法国留学。她在深入了解法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历史与实践后发现，即便是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颇有建树的法国，也是在一个漫长的过程中，找到历史、保护与当下之间的结合点。

1962年，法国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颁布《马尔罗法》。从这部法的颁布开始，法国文化遗产保护方才进入一个新阶段：将文化遗产保护的对象从仅仅保护一个个具体的纪念碑，拓展为不仅保护纪念碑，还保护纪念碑所在的环境、街道和区域。在邵甬看来，这不只是简单的保护对象的扩展，而是跟文化意识有关，是一场文化领域的深层次思考。保护的目的不再局限于维护和存续，而是希望通过保护行为使文化承载者能够面向所有的公众开放。随之，这部法的出现深刻影响了法国人的文化态度，使文化遗产保护开始真正融入法国人的日常生活，甚至成为其城市中一个个重要的生活场景。“类似案例的出现与其所处的历史阶段密不可分。每一个案例与其所处的历史阶段之间的关系，都值得我们去阅读和思考。”

论及朱伟珏的第二个困惑，邵甬教授表示，她也发现了近年来中国城市更新与历史街区保护与开发方面出现的一些转向：过去，城市里一些场景的转变，更多是一些文化精英或者先知先觉人士在悄悄地推动；如今，营造者的身份愈发多元，不仅是政府，甚至是一些开发商也非常有意识地想做一些这样的工作。

分析那些做得较好的案例，邵甬发现，它们的营造者有以下几个可贵之处：不仅看重空间物理形式美和经济收益，也关注当地人的真实需求；在政府和社区之间达成更充分的交流，将居民的需求纳入政府决策；引入专业的社区规划师，既是请专业人士为设计和营造赋能，也在政府和居民之间架起沟通桥梁；通过一系列活动的组织，提升社区居民的归属感与身份认同，进而把社区内部分散的力量集聚起来，携手改善社区环境。“不太好的案例也有，大都指望通过设计，把一个场景迅速变美、变好。但在对速度和形式的追求中，失去了同当地、社区、当地人之间的连接。来参观的人也许挺兴奋，但他们的兴奋仅仅停留在了‘风景打卡者’的层面。”

20多年来，邵甬教授深度参与了思南公馆所在区域的保护与发展工作。通常来说，历史街区建筑的保护一般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老建筑的修缮，把老建筑的特征重新找回来。在这一块，思南公馆的老建筑保护工作力争精益求精。另一部分就是新建筑如何融入既有的环境氛围。回顾过去20多年的工作经历，邵甬感到，思南公馆的重生做到了以上两个部分是一种幸运，“前面十年，我们主要做物质层面的更新工作，后十年的大量工作，是想办法使空间和当地、和周围的街区能够更好地链接。”

这段工作经历升华了邵甬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认知。后来再到平遥开展文化遗产保护时，她便特别注意不要去打造那些所谓的“网红”。那些对于当地来讲不可持续的网红，是邵甬竭力避免的。取而代之的是，特别注重和当地的手艺人、艺术家一起工作，在形成一个共识的基础上，逐步去推进变化的发生。

在邵甬看来，如今要把一个新的场景塑造出来技术齐全，很容易就能实现，但更值得追求的，是不同个体汇聚到一起，将各种小微努力积少成多，和时间交朋友，共同推进一个真实场景的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