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让中国美术倒退了50年？杨先让：我不承认！

 徐悲鸿画马，世人皆知。可“徐悲鸿是谁？”这样一个简单的追问，却不好回答。

徐悲鸿是国画家、油画家、美术教育家，曾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在中国美术史上极负盛名。

杨先让是徐悲鸿的学生，在他心中，徐悲鸿是“永远也说不完”的。于是，最早成书于2000年的《徐悲鸿》，一版再版，到2018年1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了第三版——每一版都有新增加的内容。

在2018北京图书订货会上，“从悲鸿到黄河”这场活动，可谓汇聚了众多有故事的先生。除了杨先让先生，还有李苦禅大师的儿子李燕、徐悲鸿艺术委员会秘书长廖鸿华、徐悲鸿的长孙徐小阳……

杨先让（左）、李燕（右）

在徐悲鸿生命最后的五年（1948—1953），杨先让不仅得到了老师徐悲鸿的亲切教导，而且对一代绘画大师徐悲鸿有了更直观的认识。而李燕的父亲李苦禅与徐悲鸿交游深厚。

杨先让生于1930年，李燕生于1943年，这样的两位老先生聚在一起，关于往事的讲述，不但罕为人知，而且金句频出。

杨先让：我们学画是为了出路，徐悲鸿学画想的是国家

《徐悲鸿》这本书是我在国外写的，写作的原因很明确——因为有人在骂徐悲鸿。我受得了吗，你说？

义不容辞，我向外国介绍徐悲鸿，底下的学者听众很感兴趣，他们就鼓动我：讲得这么好，这么让人感动，能不能写？

我没想过。

那个时候，我的老师，比如说吴作人等等，都活着呢，轮不到我写，我属于孙子辈的，没想过要写。再说，我自己的文笔也并不一定好。

后来我又讲徐悲鸿，包括他的感情、事业等。我认为他所有的事情都是可圈可点的。没有掩着藏着的，都是很外露的，都是坦坦荡荡的，而且站得非常高，都是为了民族、国家做的。

我们这些人为什么要学画？就是为了将来能有出路。而徐悲鸿学画，他想的是国家，是中国的美术应该走向哪里。

我就想，你骂徐悲鸿，骂中国的美术倒退了50年，我不承认。

我1948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到退休，一直都是在徐悲鸿的艺术思想熏陶下走过来的。

后来，也有了有利的条件——我在美国待了16年，徐悲鸿的后代，我差不多都认识了。还有，蒋碧薇的干女儿，孙多慈的侄儿、学生……

包括廖静文馆长，我写书的时候，廖馆长说：“听说你在写《徐悲鸿》，你怎么不回来找我，我什么都告诉你。”

后来，我访问廖馆长的时候，她给我谈这个，给我谈那个。最后我写出来了。一版，二版，这是第三版，每一版出的时候我都增加了一些。

这一次的后记，我越发感觉到《徐悲鸿》说不完了。好多的事情我不了解，我想了解，人都死了，也没法了解了，所以我感觉到很遗憾。我的后记写的，我甚至点了好几个人的名字，都应该好好地写，可是我没办法去了解了。

我们这些人，死的死，现在剩下的就是我们这么几个了，我还能出来蹦跶蹦跶，有的同学都躺在那儿，根本起不来了，有的已经走了。

李燕：1918年，我的父亲李苦禅第一次见到了徐悲鸿

我22岁半在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受徐悲鸿教育体系长达8年，我是戴着红领巾进的美院附中，然后考入大学。

我现在是中央文史研究馆的馆员，现在全国能喘气的有66位。

谍战剧《风筝》刚播完，前两天，我拍了一段节目，介绍我父亲的一生。我父亲参加共产党的地下工作，最近才由权威部门正式披露——大家只知道他曾经被鬼子逮捕过，因为爱国。但是不知道他的正式身份，他是八路军冀中军区北平情报站的正式情报员。但是，组织安排他一辈子不入党，作为党外人士。

关于徐悲鸿先生，咱们应该怎么提呢？从哪儿切入呢？我们从西方引进美术和美术教育应该引进什么？这决定于他的价值观。

我觉得徐悲鸿先生，看到了我们中国当时那种人心鼎沸、国难当头的现状，他希望能从国外引进一些能够为我们的时代服务的艺术。这样的画拿进来，不管是国画，是创新的国画还是油画，不需要解说员，观众都能看得懂。

有人攻击说，徐悲鸿引进的那些画，那都是很落后的画。

艺术什么叫先进，什么叫落后？这是概念应该是个伪课题。

李苦禅讲，艺术只要是好的，没有时空界线，只要是坏的，出来就该死。中国好的作品拿到世界各个地方都好，古代好的现代人还说好。

所以，不要轻易讲新旧。最旧的就是太阳，你要嫌太旧就在地下室呆着。什么都是新的好，你换一新爹新娘好不好？

这些年来，我认为出现去徐悲鸿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一些人站在历史断层中间，他其实是站在坑里，所以，他不知道我们传统文化有多高。

我父亲徐悲鸿很有缘分。

1918年，作为山东农民的儿子，穷孩子，他跌跌撞撞地到了北京。他问：听说北京有个大学，不知道里头有没有教画画的。人家给他指个道：北京有个大学，就是北大。

我父亲进了北大看见一个年轻人穿着长袍，他也不知道是谁，就问：这大学里有教画画的地方没有？这个年轻人很和气：有的。

我父亲就跟着去了。进了一个屋子：满屋味，长这么大没闻过，那么多木头架子是干什么的，后来才知道那是画架子。

那是我父亲19岁第一次见到徐悲鸿先生，虽然只有一个暑假。那时候徐悲鸿先生经常从城里到乡下跑动，但是这期间他给我父亲安排一些功课，这样就等于我父亲接受了新画的启蒙教育。

1919年3月，徐悲鸿起程赴法国。等他回国之后，我父亲就有更多的机会与他接触。

那个时代，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人们成熟得很早，不论什么辈分，年龄，学的是真理。徐悲鸿才比我父亲大四岁。

一本《徐悲鸿》，读出有血有肉的大师风范

徐悲鸿

从乡村到上海，从北京到欧洲，一个穷苦青年何以成为一代艺术巨匠？肩负重振中国美术的使命，在战火纷争中颠沛流离，徐悲鸿绘就了怎样的传奇人生？

在《徐悲鸿》一书中，杨先让以学生的视角讲述了徐悲鸿的一生。

徐悲鸿年少时随父习文学艺，因家境贫困而不得不与父亲游走他乡，以替人写春联、刻章、画山水和肖像为生。

父亲去世后，他独闯上海滩，四处碰壁、几近绝望时，得到贵人相助，结识了康有为、陈三立等人，甚至有机会东渡日本学习，眼界大开，画艺精进。在上海，他还与蒋碧微开始了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

1918年，徐悲鸿携蒋碧微奔赴北京，结识胡适、鲁迅、黄宾虹、陈师曾等社会名流，并获得留学欧洲名额，远赴法国。

从1919年到1926年，留学欧洲八年间，徐悲鸿如饥似渴地学习欧洲经典艺术作品，努力攻克西方绘画的造型理论问题，沉浸于写生、创作之中，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生活捉襟见肘，他不得不亲赴新加坡办展卖画，以养家糊口。

1927年，徐悲鸿甫一归国，即投入到艺术教育中，马不停蹄地奔走于上海、北平、天津、广西、重庆等地，一面挖掘培养艺术人才，一面专注收藏古今画作，为中国现代美术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甚至以举办义卖画展的形式加入到抗战的队伍中，不畏强权，以艺术家的力量救国家于水火之中。在当时，美术界对东方艺术与西方艺术、传统与创新都存有不同的见解，倡导革新的徐悲鸿时常陷入“论战”之中。

而今，徐悲鸿的马已成为经典，《愚公移山》《九方皋》等创作也成为绝唱，他开创的美术教育体系业已成为典范——时间证明了一切。同时，书中也披露了徐悲鸿与蒋碧微、廖静文的爱情，与孙多慈暧昧不清的师生情，揭开了徐悲鸿跌宕坎坷的感情世界。

学生记忆里老校长的音容笑貌，来自徐悲鸿亲友学生的口述材料，大量的绘画作品与历史照片，展现了徐悲鸿在艺术家、丈夫、父亲、教师、校长等多重身份下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复杂的人生选择，还原了一个真实客观、丰富立体、有血有肉的徐悲鸿。

一本《黄河十四走》，与徐悲鸿的精神有关

《黄河十四走》

徐悲鸿曾将“独持偏见，一意孤行”作为座右铭。作为徐悲鸿的学生，杨先让也多少继承了这种精神。

杨先让是科班出身的版画家，很长一段时间里执教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1980年，江丰重任美院院长，提出创建“年画、连环画系”，让杨先让组系并担任教学工作。杨先让不但没有推辞，后来还“舌战群儒”——和学院的校长教师进行辩论，坦陈成立民间美术系之种种必要，成功把系“升级”为“民间美术系”。

当时，中国民间美术研究刚刚起步，而作为一个专业，更需要完整的理论基础、科学的课程设置等。当务之急，必然是亲自考察中国的民间艺术，以获得第一手的材料——深入民间考察学习刻不容缓。

1986年，杨先让组织了一个七八人的小队伍，踏上了黄河考察的征途。

1986年春节至1989年9月的四年间，杨先让率领考察队伍十四次出入黄河流域考察民风、民俗、民艺，足迹遍及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南、山东、河北等八个省（区）。在考察中，队员扛着录像、摄影器材，口袋里揣着那个时代特有的介绍信和各省联络人的地址，随身携带笔记本，随时随地记下所见的民艺品和民俗风情。

在那个交通落后、通讯不便、物资短缺的年代，考察队一路走来，拍摄了近千张图片，整理出二十多万字的文本。

一本厚重的《黄河十四走》，以每次考察的时间为章，以每地典型的民艺品为节，详述了诸如陕西安塞腰鼓、陕北画像石，陕西、山西、山东的剪纸，陕西农民画，石刻，山东、河北的木版年画，山东泥（面）塑等民间技艺，分析了其艺术风格、地域特色、反映的民俗风貌、折射的文化内涵等，并记录下当时优秀的民间艺人（如刘兰英剪纸、苏兰花剪纸、潘京乐皮影等），为世人揭开了黄河流域民间美术的神秘面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