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掉段文昌平淮西碑文字的蔡州知州陈珦

了解唐朝历史的人都知道，李愬雪夜入蔡州，平定驻节蔡州(治今汝南县城)的割据藩镇淮西节度使吴元济之后，发生了一件至今褒贬不一的平淮西碑“一碑两文”的公案。

平淮西碑是为歌颂平定淮西而立的，开始由大文豪韩愈撰文，俗称“韩碑”。李商隐《韩碑》诗对此碑有一段描述：“公退斋戒坐小阁，濡染大笔何淋漓。点窜《尧典》《舜典》字，涂改《清庙》《生民》诗。文成破体书在纸，清晨再拜铺丹墀。表曰臣愈昧死上咏神圣功书之碑。碑高三丈字如斗，负以灵鳌蟠以螭”。韩碑碑立不久，李愬部将石孝忠以专美裴度，对袭取蔡州的首功之将李愬记述简略为由推倒该碑，也就是李商隐《韩碑》诗说的“长绳百尺拽碑倒，粗砂大石相磨治”。与此略微不同，《新唐书》说李愬的妻子韦氏也参与了这件事。韦氏是唐德宗嫡长女唐安公主的女儿，母亲去世早，自幼于宫中抚养。贞元十四年(798)及笄，出适李愬，唐宪宗封其为魏国夫人。韩愈平淮西碑树立以后，她“出入禁中，诉愈文不实。帝亦重牾武臣心，诏斫其文，更命翰林学士段文昌为之”，这就是“段碑”，立在蔡州城内裴晋公庙中。事情到此，平淮西碑原本已经画上了句号。但到了北宋宋徽宗朝，这事又因为一位蔡州知州而起了波澜。这位蔡州知州就是郑州人陈珦。

洪迈《夷坚甲志·陈苗二守》记载：陈珦字中玉，郑州人，是北宋名臣陈尧佐的后人，政和中出任蔡州守。一到任，他就去拜谒蔡州城内的裴晋公庙，见到了段文昌的平淮西碑。从随行的蔡州人口得知，这碑从唐宪宗诏命段文昌别撰，就一直立在这里。陈珦忿然不平，当即命人磨去旧碑，别诿能书者刻写韩愈旧文于其上。

陈珦荫补入仕，宋朝庞元英《文昌杂录》说他元丰壬戌(元丰五年，1082年)前后，为度支员外郎。之后，据清朝人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福严院王元等题名》记载，绍圣三年(1096年)前后，他任敖州学正;陆曾禹 《钦定康济录》说陈珦知徐州沛县这一年，正逢连日下雨，平地积水，谷物歉收，晚茬作物种不下去，百姓无法维持到年底的生活。陈珦认为等水退了再耕作，播种的农时就已经错过了。于是向县里富裕人家募集到几千石豆子，借给百姓，让百姓把豆子撒在积水的田地里，水还没完全干透，豆芽就已经破土露头了，这一年百姓就没有粮食短缺的难处。之后，陈珦出任真州知州、蔡州知州。靖康时为主战派，与李纲交好。南宋出任寺卿，闲居，李纲有《次韵陈中玉大卿(二首)》《次韵陈中玉大卿见赠(二首)》等诗。其中《次韵陈中玉大卿见赠》诗回忆了两人荫补为官，携手抗金的经历：“初官托芘记当时，晚误明恩入紫微。天邑御戎同象弭，海邦避地各缁衣。能诗解饮陶元亮，去国还家丁令威。漂泊不须伤客寓，无何为室更安归。”

关于陈珦磨去段文昌文复刻韩愈文，有人赞同，也有人不以为然，甚至有人说陈珦是腐儒。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评价洪迈《夷坚甲志·陈苗二守》时认为“议者莫不羡(陈)珦之有尚，而诮苗(仲先)之无别也”，对陈珦重刻韩愈《平淮西碑文》持肯定态度。清朝沈德潜编修《唐宋八家文读本》时亦称“宋代汝宁守陈珦命工磨去段作，重刻原文，真为千古快事。”元刻本《徐仙翰藻》认为“段文昌所作平蔡碑，太守陈珦去之，独有取于韩昌黎之文。昌黎公虽后世之所钦服”，然段文昌之文“存之可也，去之不可也”。

清代乾嘉时期上海文人褚华(字文洲)《宝书堂诗》有一段评论，说“宋时有陈珦者，守蔡州，复磨去段碑，而刊昌黎所作文，论者快之，予独以为不然。唐欲建中兴之业，方恃诸将用命以耸动天下，徒以一碑故，而使赏罚失措，人心解体，此当日之大患也。帝虽以裴相之倚重，有所不顾，而毅然易之，可谓明且断矣。彼独曰韩文自足干古，段文昌何为者?嗟乎!文之别撰，为一时利害计，非为来世美观也。人主即爱才，其爱一文，必不若自爱其国家也。明甚。而论古者聚讼纷纭，甚无谓也”。以诗纪之的诗中评价陈珦说：“太守宋腐儒，读碑谓无奇，翻驳前代案，再刊韩公词。后人识何浅，从旁反快之，校雠二碑文，但争厥妍媸。岂知长安中，众口更有碑。韩语无虚饰，焉用易段为。小雅歌方召，故实亮可稽。不闻周士卒，讼言采薇诗。”对陈珦的做法持反对态度。

陈珦重刻韩愈平淮西碑，尽管众说纷纭，但在当时影响有限。真正让这件事成为另一桩公案的是因为几年前发生的一件事。宋人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下记载，元祐年间，朝廷降下特旨修建上清储祥宫。完工之后，命令翰林学士苏轼撰写碑文记录这件事。苏轼在碑文中选取道家的言论中与儒家思想相契合的内容叙事十分妥当，对治理国家也很有帮助。绍圣、元符年间，党禁兴起，朝廷命令毁掉苏轼原碑，让翰林学士蔡京另外撰写碑文。这件事与唐朝推倒韩愈的平淮西碑，下令让段文昌改作碑文的事一样，引起了社会反弹。有人过临江军驿舍，借古讽今，在驿舍留下了两首诗。其中一首是“李白当年谪夜郎，中原不复汉文章。纳官赎罪何人在?壮士悲歌泪两行”。另一首就是以唐代“以段易韩”影射宋代“以蔡代苏”，让后世人认为段文昌碑文不如韩愈碑文的“晋公功业冠皇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载断碑人脍炙，不知世有段文昌”。陈珦磨去段文，改刻韩文，不知是不是受到了这首诗的影响。

今天两首诗不少人将其归到苏轼名下，认为是苏轼的作品。比如宋人费衮的《梁溪漫志》卷四《东坡录沿流馆诗》就说：“此诗乃东坡自作，盖寓意储祥之事，特避祸，故托以得之。”并信誓旦旦地说“味其句法，则可知矣”。宋朝袁文在《瓮牖闲评》卷五也说是“东坡遂托为此诗。绍圣间，有人于沿流馆中得之，盖亦有少不平故耳。”并认为《苕溪渔隐》“乃谓东坡窜海外时作，欲以自况，非也。”宋人胡仔在《渔隐丛话》卷三十九《东坡二》中对《苕溪渔隐》“或云此二诗乃东坡窜海外时作，盖自况也”的说法模棱两可，称“不知其果然否?”而宋人陈岩肖的《庚溪诗话》卷下则说，自己“后见韩无咎元吉，云是江子我诗”，是江端友(字子我)写的。宋赵令畤的《侯鲭录》卷二又称这两首诗“乃江端友子我作或张文潜作。”清朝人陈鸿墀《全唐文纪事》卷三十九也说：“有人过临江驿，题诗云云，或云江邻几，或云张文潜。”两首诗只是“因东坡而作，特以退之淮西事为譬。”两首诗作者是谁，成了“一碑两文”平淮西碑衍生的另一桩文化公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