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独家】习近平影响中国“两个一百年”的执政方略

习近平总书记开启了“顶层设计”的改革时代，这是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以来形成的坚实的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确定通往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时富强、民主、文明国家方略和路径的关键时代。中国正在变成一个现代的、非常复杂的经济体和社会，为这样一个社会提供良好的治理，需要构建相当多的治理机构和制度。当前大规模的反腐是为了清理制度环境里的污秽，建设合理的制度体系是影响更加深远的工作。
以中共十八大为标志，中国的国家治理、深化改革、和平发展等政治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2013、2014两年中，中国在这三个领域里迈出了坚实的步伐，让人眼前一亮的事件一个接一个地出现。近期，“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系统提出，体现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大思路，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要理解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治理理念和目标，尤其是2015年有可能发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和有可能出台的方针政策，需要将2012年以来的政治发展放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六十多年和从今日起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2049年）的三十多年的大历史趋势中去理解

开启“顶层设计”的改革时代，统一改革、治理和发展的领导权
自2013年以来，改革和治理是中国政治发展中的两个重要主题词。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众多深化改革的措施都指向建设现代治理体系的目标。

这表明，一方面，中国现有的治理体系脱胎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仿照苏联模式、服务于计划经济的一整套政治设计，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正面对越来越多的治理挑战。对于既有的治理体系，需要进行全面的改革。

另一方面，中国正在变成一个现代的、非常复杂的经济体和社会，为这样一个社会提供良好的治理，需要构建相当多的治理机构和制度。这表明，治理与改革是同一个任务的两个方面。改革是为了更好地治理而调整已有的制度，更是要进行大量的制度建设，以适应一个现代社会、现代经济体的治理需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改革策略与改革开放初期具有显著的不同。中国长期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转型、建设现代政府的实践已经为今天的改革者提供了非常优异的经验，使得今天的改革可以采取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摸着石头过河”完全不同的改革策略，而可以在广泛深入地分析、研究、讨论基础上，构建出相对完整、全面的总体性改革方案。在经济、社会、治理等体制的改革上，都可以先形成具有纲领性特征的方案，然后在依靠专业的部门和团队，形成具体的细化方案，在此基础上展开实施。所以，十八大以来的改革可以称为“顶层设计”的改革时代。
由顶层设计开始的改革要获得成功，首先有赖于设计方案是否科学，改革的目标是否符合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在这方面，今天中国的政策制定过程已经具备了充分的知识储备和设计能力，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作为执政和决策的机构，对治理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具有敏锐的感知力和强大的学习能力，从而可以科学地确认改革的方向和目标，设计出符合治理与发展需要的总体改革方案。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通过的两个总体方案，都非常准确地反应了改革的总体要求，指明了改革的方向。
在有了明确和坚决的总体方案和纲领性文件后，改革的关键就在于实施。实施包括设计细化的、可执行的具体改革方案以及将这些方案变成政府的行为。这一方面有赖于相关部门的知识储备和人力储备，一方面取决于相关部门的执行能力，还取决于执行中面对的阻力。
从这个意义上讲，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则具有明显的方向性。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全面领导改革方案总体方案的设计、执行方案的细化、具体方案的实施。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全面领导国家安全战略的设计与实施，统筹协调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事项。由党的总书记亲自领导这两个重要机构，并亲自领导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党对改革、治理、发展的领导权的统一。

全面从严治党，反腐成为制度建设的重要部分
新一届中央政府的反腐败运动以李春城被调查拉开了帷幕。从那时起，随着各种“大老虎”一个接一个地倒下，中国政坛上的反腐败运动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高潮。截止2014年底，已有五十六位副部级以上的干部因为腐败被撤职和调查。在2015年初，反腐的力量没有丝毫减弱的迹象，公众也预期还会有更多的“大老虎”被打倒。
对于习近平领导下的反腐工作，必须放在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通往新中国成立一百年，也即下一个三十年的发展方向的定位上来理解。在改革开放成功地进行了三十多年之后，不可否认，今天的中国在改革与发展上面临着众多巨大的挑战。

一方面，改革和发展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日益强大，国家的政治经济体系中利益格局日益固化，对进一步推进改革形成了巨大的阻力

另一方面，当代中国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政治权力与商业权力结盟的局面，这对保证国家权力的公平与公正性、社会利益分配的合理性、社会群体参与创造和分享经济财富机会的广度和深度等都带来巨大的负面作用。这样一种格局不及时扭转，中国的政权就有可能变成为财富精英服务的政权，中国政府中的腐败现象就有可能系统性地固化，真正地“积重难返”。
2012年以来的反腐最终目的，就是要彻底清理政治与经济场域。如果说最初因为个别腐败的“大老虎”带出来对石油系统与山西官场的“塌方式”腐败的清理还不能明显地反映中央这一系统性、体制性的反腐败工程的话，2014年末以来，对金融系统腐败的进攻逐渐加速后，我们对这一趋势就应该抱有较强的信心了。
要在这样的关键时候力挽狂澜，将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发展锁定在正确的轨道上，就需要推动一大波的结构性、体制性的改革。政商关系必须实现彻底分割，从制度上断绝有人将政治资源转化为财富，另一些人将经济财富转化为政治权力，以及这两类人之间形成联盟的机会。除了坚决切断政商之间形成的同盟，断绝官场之外的钱财进入政治场域的路径外，还要打击官场之内的权力货币化现象。所以，对官场内的买官卖官行为的打击也是当前反腐败的重点。
这样一种体制性、制度性的反腐败工程也包括军队。当前对军队内的腐败行为的打击与清理，同样是着眼于切断商业场域与军队场域的联接和打击军队内部的权力货币化。军内的谷俊山、徐才厚等“大老虎”的最大罪恶之一，要么是利用货币财富来获取军内的政治权力，要么是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暴敛货币财富。这样的腐败必须彻底清除，中国才可能实现强军目标。
所以，当前大规模的反腐事实上是制度建设的一部分。过去三十来年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国家在推进经济发展中的积极的角色，造成经济财富与政治权力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反腐败的目的，就是要清理这些联系，并建立新的制度来规范政治权力与经济财富之间的关系。在反腐败的同时，中国已经开始在建立一套新的制度体系。反腐是为了清理制度环境里的污秽，建设合理的制度体系则是影响更加深远的工作

“两个一百年”和第三个三十年
我们可以看到，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改革和治理上呈现的几个特点。一是对腐败的严厉打击既是针对具体的腐败现象和腐败官员，又是以国家制度建设为目标；二是改革已经告别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而进入了主动地、方向性的改革时代；三是要推进全面的、深入的改革和制度建设，必须有强而有力的中央权威。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对自己的角色的定位一直随着中国社会所面对的最重要的挑战而调整、发展。从建党开始一直到毛泽东时代终结，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革命型政党，其主要目标和任务是发动、组织、领导社会与民族革命，在中国建立一个独立的民族政权、建设新的国家。从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开始，中国共产党主要是一个发展型政党，以推动经济社会现代化为主要目标和主要任务。这期间，它也是一个改革型政党，在经济、社会、政治领域推动了一系列的改革。进入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共产党依然是一个发展型和改革型的政党，但是，它更重要的任务变成了建设一套现代的综合治理体系，即建立一套适应中国、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社会秩序所需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司法等体制机制，为一个富裕、民主、自由、公平、公正、文明、和谐的社会构建制度环境。
回顾新中国的历史、展望中国的未来，1921年至1978年的中国历史主要是民族国家建设的历史（Nation Building）。实现民族独立是那个时代的主要任务。可以说，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才标志着独立民族国家的目标初步实现，而到2000年左右，中国成为世界主要的经济体，可以说初步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标，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险才可以说彻底消失，中华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目标基本实现。而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中国现代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国家的治理能力的挑战也越来越严峻，建设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要求越来越强烈。从2000年到2020年，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的时候，基本上可以称为建立国家治理体系的阶段，也就是狭义上的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而从2020年至2049年，也就是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的时候，则是中国全面建设富裕、民主、自由、公正、文明、和谐的社会的阶段。
正如新加坡著名学者郑永年所指出的，毛泽东领导了新中国第一个三十年（1949-1978）的发展，邓小平领导了中国的第二个三十年的发展（1978-2012，他认为1992-2012年间仍然是邓小平时代的延续），习近平将领导中国第三个三十年的发展。也就是说，习近平对当前治理和改革的任务的理解和定义，是以这“两个一百年”为参照坐标的。2012年以来和今后五到十年内中共中央所推进的改革与制度建设，都应该放在这“两个一百年”的框架中来理解。这一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任期内的改革和执政措施，都会明确指向未来三十年中国的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方向，也就是把中国未来三十年的发展锁定在通往富裕、民主、和谐的国家的轨道上。